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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不规则、不对称的奇形怪状，不仅表现了变动不居、石无定相的天趣，更包含着勃勃的自然生机。静态中内含着动态，无生命中蕴含了有生命。“坐对石峰，透漏具备，而皴法之明快，线条之飞俊，虽静尤动”。（陈从周）这种“自然之文”的动人形式使得“瘦漏生奇，灵珑安巧”（计成）。单块赏石也可成为园林一景。有的园子狭小局促，堆不下假山，就选择一两块奇石立于池畔花间，檐下树旁，甚至陈于窗前桌畔，用作案头清供，石形巍峨，也可作丘壑烟岚之想。“一卷特立，安置有情，时时坐卧其旁，即可慰泉石膏肓之癖”（李渔）。园中陈设的观赏石，多是石形奇特，以单取胜，单块特置，大小不拘。在设置这些单块赏石时要根据它的体量大小，形貌特点，因地制宜地配置它周围的空间环境。大者数丈，须绕行仰视，像苏州的瑞云峰、冠云峰，上海的玉玲珑等，体量都很大，就设置在空阔显豁的空间，方能充分展示出它的美来。小者寸余，俯首谛视，方见其妙，就要设置相应的小环境来衬托它。至小者，甚至可以置于盆中，用作盆景，此时盆即园，石即山，数茎寸草即成茂林。
缘石而生的这些有形之景为意境生成构筑了具体的物质环境，提供了意趣、意境营造的审美对象和空间，但这仅仅是意境生成的物质基础。客观物景是否内涵着生动意趣和深厚意蕴，并且能否被体悟、被感发出来是意境生成的第二个条件。这被集中体现在“石”的虚用上。
由“石”的形式而出审美感受，是意境生成的条件，也是游赏者必然的感觉反应。古人对园林赏“石”的审美感受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评述。
白居易在《太湖石记》中，对园林用石中的上品——太湖石的美学意义作了阐述。他认为，太湖石之所以为人所欣赏、珍爱，是因为它具有“如虬如凤”“如鬼如兽”的象形，这些怪石能使人有峰峦岩壑的精神感受。陈从周《说园》中说道：“奇特之峰，其态在变，而丑石在诸品中尤为难得，以其更富于个性，丑中寓美也”。园中赏石的“怪”“丑”其实就是要奇，就是要不同常形，愈怪、愈丑，愈见出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，也就愈少见，愈神奇，愈珍贵，也愈耐观。
园中的石坚硬、峻拔、厚重，被比兴地设置为巍峨的山岳，处处体现着阳的刚劲、雄浑。与此相反，水无定形，依势顺流，随地赋形，时时体现着阴的柔弱、卑顺。石喻阳，水喻阴，水石相依，刚柔相济、阴阳化合。微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水性静极而欲动；千寻奇峰，乱石崩云，山形欲舞而静止。
园林中以造景为目的，用土、石等材料构筑的山。中国在园林中造假山始于秦汉。秦汉时的假山从“筑土为山”到“构石为山”。由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和山水画对园林创作的影响，唐宋时园林中建造假山之风大盛，出现了堆筑假山的能工巧匠。宋徽宗于政和七年(1117)，建艮岳于汴京（今开封），并命朱勔用“花石纲”的名义搜罗江南奇花异石运往汴京。自此民间宅园赏石造山，蔚成风气。造假山的手艺人被称为“山匠”、“花园子”。明清两代又在宋代的基础上把假山技艺引向“一卷代山，一勺代水”的阶段。明代的计成、张南阳，明清之交的张涟(张南垣)、清代的戈裕良等假山宗师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使假山艺术臻于完善(见中国古代园林匠师)。明代计成的《园冶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、清代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中有关于假山的论述。现存的假山名园有苏州的“环秀山庄”（见彩图）、上海的“豫园”、南京的“瞻园”、扬州的“个园”和北京北海的“静心斋”（见图）、中南海的“静谷”等（见苏州名园，扬州名园，北海、中海、南海。